我是陈凯文，你也可以叫我Kevin。台北人，38岁，在一家外资银行做风控分析师。我和我先生阿杰在一起七年了，从Tinder上滑到了彼此，然后就再也没有放开过。
如果你问一个台北的同志伴侣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有孩子，我猜大部分人会告诉你这个念头是慢慢长出来的。对我们来说也是这样。2019年台湾通过了同婚专法，我们是第一波去登记的那批人。那天台北下着小雨，我们从户政事务所出来的时候，阿杰突然说：”下一步，我们是不是该有一个家了？”
“家”——这个字对我们来说，不只是两个人住在一起那么简单。
真正开始认真规划是在2021年。那时候台湾虽然已经通过了同婚，但第三方辅助生育在法律上还是一片灰色地带。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，没有人敢把胚胎交出去，也没有任何医疗机构的医生愿意冒这个险。对台湾的同志伴侣来说，想要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孩子，必须往外看。
我们第一个考虑的是美国加州。那地方在同志辅助生育方面是全世界最成熟的，什么都是公开透明的，彩虹旗到处飘扬。但问题是太贵了——我们从咨询到最后预估，全套下来至少要十五万美金，约合四百五十万台币。我一个做风控的，阿杰是做室内设计的，这数字对我们来说不是咬咬牙就能挤出来的。
然后我们开始研究东南亚。最开始看的是泰国，泰国的试管婴儿技术确实不错，但泰国的第三方辅助生育法律不支持同志伴侣。柬埔寨呢，曾经有过，后来法律收紧，很多机构都关门了。就在我们快要放弃的时候，一个朋友提到了马来西亚。
“马来西亚？那不是回教国家吗？”——这是我当时的第一反应。
但深入了解之后，我才发现自己的刻板印象有多深。马来西亚虽然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，但它的生殖医学领域非常开放和专业。吉隆坡的BFG生殖中心在东南亚乃至全球都是有口碑的，关键是他们的第三方辅助生育在法律层面有明确的合同保护机制。这对我们同志伴侣来说，是安全感的最重要来源。
2023年8月，我和阿杰第一次飞到了吉隆坡。从台北直飞四个多小时就到了，跟去趟冲绳差不多。免签入境太方便了，过海关的时候一点麻烦都没有——我之前还担心两个男生一起入境会被盘问，结果人家连多看一眼都没有。
吉隆坡给我的第一印象是”舒服”。这个城市的华人在很多地方占到了四分之一，到处都是中文招牌，餐厅里有人讲广东话、闽南话、华语，就像回到了台北的西门町。阿杰在KLCC双子塔前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他妈：”妈，我们在马来西亚，这里跟台北差不多。”
看诊那天，BFG的医生是一位从澳洲回来的华裔专家。他很认真地听我们讲了两个小时，从我们的个人情况到我们对孩子的期待，从卵子捐赠的来源到孕母的选择标准，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他看着我和阿杰说：”你们想当爸爸的心情，跟任何一对异性恋的夫妻是一样的。我会尽全力帮你们实现这个愿望。”
就这一句话，让我觉得钱花在这里值了。
我们的方案是：通过卵子捐赠获取优质卵源，由阿杰提供精子（因为他的基因筛查结果比我好），培育胚胎后移植到马来西亚本地的孕母体内。
选择卵子捐赠者的过程比我想象中顺利。BFG的卵子捐赠库里有详细的资料，包括捐赠者的学历、身高、健康状况、家族病史甚至性格描述。我们最终选择了一位25岁的华裔女孩，她是一名在吉隆坡读研究生的学生，性格温和，家庭病史非常干净。虽然我们从未见过她本人，但她的这份”礼物”给我们带来了最宝贵的希望。
孕母这边，我们选定了一位31岁的华裔妈妈，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我们和她视频见面了三次，每次她都很开朗地笑着叫我们”爸爸们”。她的丈夫也非常支持她做这件事，说自己老婆是大善人。
在实验室培育胚胎的时候出了点小状况——第一次只培育出了两颗囊胚，而且PGT-A检测之后只剩下一颗是健康的。那段时间我和阿杰都特别焦虑，虽然在台北上班，但每天都要追着吉隆坡那边的进度邮件刷新十几遍。只有一个胚胎，万一移植失败怎么办？我们会不会白忙一场？
医生说：”一颗健康的胚胎比十颗有问题的胚胎都强。我们做的是精筛，不是多筛。”
2024年2月，这颗独一无二的胚胎被移植进了孕母的子宫。等待验孕的那十天，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十天。阿杰每天都问我：”你想好名字了没有？”我说：”想什么想，成了再说。”
成了。真的成了。
孕母抽血确认怀孕的那天，吉隆坡的护士在微信上给我发了检验报告。我当时在银行开早会，看了一眼手机，然后突然站起来冲出了会议室。我的同事们后来告诉我，那天我把会议室的门甩得震天响。
现在我们的儿子已经一岁多了，是个调皮的小男孩，精力旺盛得不得了。阿杰的爸妈一开始对我们要孩子这件事有点顾虑，现在见到孙子眼睛都笑成一条缝。每次我妈抱着他说”阿嬷的乖孙”，我都觉得这三年的奔波和花费，一切都值了。
马来西亚给了我们一个家。不是两个人，是三个人。
